北京大學 － 香港青年協會 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
青少年發展比較研究系列
面向二十一世紀，青年人身處的社會環瞬息萬變。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迅速發展，青少年的成長環境亦不斷發生變化。無論在社會價值觀、家庭結構與功能、社會資訊的傳播、人際交往的形態、教育制度的改革、就業結構的轉型等，都為青少年的成長帶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挑戰。
《北京大學 ─ 香港青年協會 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以國內和本港青少年現今的行為狀況、社群關係、價值觀等為主題，完成了六項青少年發展比較研究系列，作為實證基礎，並在香港舉行「從青年研究看今日青年」內地¾香港專家圓桌會議暨公開論壇，集合國內和本港的專家學者共同交流和討論相關議題，從而綜合出中港青年的素質和優勢之異同、中港青年所面對的不同挑戰、啟發如何相互借鑒、以及如何策劃和倡導服務的發展方案。
「青少年發展比較研究系列二○○六」第一號至第六號包括：
第一號 - 內地與香港大學生之自我價值感及其與人格、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的關係
摘要
本研究試圖探索大學生自我價值感的來源及其與人格和心理健康的關係。通過開放性問卷和深度訪談建立的自我價值感初步量表，經內地和香港1300餘名被試的評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內地與香港兩地大學生自我價值感的結構不僅穩定，均包含了軀體吸引力、國家榮譽、個人素質、感情生活、家庭經濟、學業成績六個維度，並且六個維度的總分可以作為個體一般自我價值感的度量。相關與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內地和香港大學生比較一致地表現為自我價值感可以預測個體的心理健康水準，與人格各維度的關係一致而且顯著。對內地和香港大學生各維度的方差分析發現，兩地在國家榮譽的自我價值感、軀體吸引力的自我價值感、感情生活的自我價值感、自我肯定、生活滿意度、自我靈活性、自我刻板性、善良、才幹、人際關係、處世態度、自我否定、情緒性上差異顯著。文中還對兩地的大學生教育提出了建議。
本研究試圖探索大學生自我價值感的來源及其與人格和心理健康的關係。通過開放性問卷和深度訪談建立的自我價值感初步量表，經內地和香港1300餘名被試的評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內地與香港兩地大學生自我價值感的結構不僅穩定，均包含了軀體吸引力、國家榮譽、個人素質、感情生活、家庭經濟、學業成績六個維度，並且六個維度的總分可以作為個體一般自我價值感的度量。相關與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內地和香港大學生比較一致地表現為自我價值感可以預測個體的心理健康水準，與人格各維度的關係一致而且顯著。對內地和香港大學生各維度的方差分析發現，兩地在國家榮譽的自我價值感、軀體吸引力的自我價值感、感情生活的自我價值感、自我肯定、生活滿意度、自我靈活性、自我刻板性、善良、才幹、人際關係、處世態度、自我否定、情緒性上差異顯著。文中還對兩地的大學生教育提出了建議。
第二號 - 內地與香港大學生的學業倦怠狀況及其自身因素的關係
摘要
比較內地及香港學業倦怠的狀況及影響學業倦怠的個體因素，273名內地受訪者和368名香港受訪者填寫了Maslach倦怠量表-學生版(MBI-SS)，應對靈活性量表(CFI), 以及Rotter內外控量表。研究結果表明：與香港大學生相比，內地的大學生報告了較少的衰竭感和譏誚態度；在自我效能感方面，兩地學生差異不顯著。內地大學生的外控性較高，且不能有效地預測學業倦怠。對於兩地大學生，策略-情境匹配度以及主觀應對有效性都能在內外控的基礎上解釋較大比例的學業倦怠增益方差。這一點，證明了應對靈活性在預測學業倦怠方面的重要價值。
比較內地及香港學業倦怠的狀況及影響學業倦怠的個體因素，273名內地受訪者和368名香港受訪者填寫了Maslach倦怠量表-學生版(MBI-SS)，應對靈活性量表(CFI), 以及Rotter內外控量表。研究結果表明：與香港大學生相比，內地的大學生報告了較少的衰竭感和譏誚態度；在自我效能感方面，兩地學生差異不顯著。內地大學生的外控性較高，且不能有效地預測學業倦怠。對於兩地大學生，策略-情境匹配度以及主觀應對有效性都能在內外控的基礎上解釋較大比例的學業倦怠增益方差。這一點，證明了應對靈活性在預測學業倦怠方面的重要價值。
第三號 - 內地與香港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及其與人格的關係
摘要
職業價值觀是個體價值觀中與職業期望和要求有關的內容，與職業選擇和就業有著直接的關係。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索內地和香港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結構，並探索職業價值觀與人格特點之間的關係，從而為大學生就業提供指導。通過開放型問卷和深度訪談共得到職業價值觀專案32個，內地661名大學畢業生的評定抽取了三個維度，修訂後的專案經348名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評定也得到了三個維度，但兩地大學生的維度內涵存在顯著差異，與人格維度的相關業呈現不同的模式。結果提示內地大學生比香港大學生對職業的期望更理想化，而香港大學生則更務實和客觀。文中還對兩地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提出了建議。
職業價值觀是個體價值觀中與職業期望和要求有關的內容，與職業選擇和就業有著直接的關係。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探索內地和香港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價值觀結構，並探索職業價值觀與人格特點之間的關係，從而為大學生就業提供指導。通過開放型問卷和深度訪談共得到職業價值觀專案32個，內地661名大學畢業生的評定抽取了三個維度，修訂後的專案經348名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評定也得到了三個維度，但兩地大學生的維度內涵存在顯著差異，與人格維度的相關業呈現不同的模式。結果提示內地大學生比香港大學生對職業的期望更理想化，而香港大學生則更務實和客觀。文中還對兩地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提出了建議。
第四號 - 內地與香港大學生之個人特點與求職策略
摘要
本研究採用本土化研究策略，系統研究了中國大學生（含內地和香港）的求職策略、面試後的應對方式和改變的結構，結果發現內地大學生的求職策略由三個維度構成，分別是素質準備、技術準備和面試準備，香港大學生的求職策略由四個維度構成，分別是職業準備、素質準備、技術準備和面試準備。回歸分析探索了它們與人格維度和工作價值觀的關係，發現人格特質對於求職策略、求職前後的改變和求職面試後的應對方式均有一定的預測能力。通過對以上變數及人口學變數與工作落實情況的判別分析，明確了在就業壓力逐漸增加的情況下影響就業的個人特點，為大學生的就業提供了指導性意見。
本研究採用本土化研究策略，系統研究了中國大學生（含內地和香港）的求職策略、面試後的應對方式和改變的結構，結果發現內地大學生的求職策略由三個維度構成，分別是素質準備、技術準備和面試準備，香港大學生的求職策略由四個維度構成，分別是職業準備、素質準備、技術準備和面試準備。回歸分析探索了它們與人格維度和工作價值觀的關係，發現人格特質對於求職策略、求職前後的改變和求職面試後的應對方式均有一定的預測能力。通過對以上變數及人口學變數與工作落實情況的判別分析，明確了在就業壓力逐漸增加的情況下影響就業的個人特點，為大學生的就業提供了指導性意見。
第五號 - 內地與香港9-16歲青少年的同伴接納與心理理解能力的關係
摘要
主要考察9-16歲個體心理理解能力上的個體差異與其同伴接納程度之間的關係。採用集體施測紙筆作答調查問卷。內地第一次調查，有效問卷689份；第二次調查有效資料447份。通過提名法測量青少年的同伴接納類型和程度，通過他們在社會交往事件問題上的回答，瞭解他們對自身和他人被同伴拒絕事件的歸因和解釋。結果表明，在解釋他人被拒絕事件時，受同伴拒絕的青少年和其它個體的歸因基本相似；不同接納類性的個體心理理解傾向的差異主要是在解釋自身被拒絕事件時，被拒絕青少年更多從主觀原因角度且較少從客觀原因角度解釋同伴拒絕；受歡迎青少年更多從客觀原因角度且較少從主觀原因角度解釋同伴拒絕；被同伴拒絕後，與受歡迎青少年相比，被拒絕青少年表示更不願意與同伴再次交往。結果提示被拒絕青少年對自身被同伴拒絕事件的解釋與其被同伴接納的程度密切相關。對香港600名中學生對社會交往事件歸因和解釋的總體趨勢也進行了初步分析，並和大陸第二次調查的部分資料進行了比較。
主要考察9-16歲個體心理理解能力上的個體差異與其同伴接納程度之間的關係。採用集體施測紙筆作答調查問卷。內地第一次調查，有效問卷689份；第二次調查有效資料447份。通過提名法測量青少年的同伴接納類型和程度，通過他們在社會交往事件問題上的回答，瞭解他們對自身和他人被同伴拒絕事件的歸因和解釋。結果表明，在解釋他人被拒絕事件時，受同伴拒絕的青少年和其它個體的歸因基本相似；不同接納類性的個體心理理解傾向的差異主要是在解釋自身被拒絕事件時，被拒絕青少年更多從主觀原因角度且較少從客觀原因角度解釋同伴拒絕；受歡迎青少年更多從客觀原因角度且較少從主觀原因角度解釋同伴拒絕；被同伴拒絕後，與受歡迎青少年相比，被拒絕青少年表示更不願意與同伴再次交往。結果提示被拒絕青少年對自身被同伴拒絕事件的解釋與其被同伴接納的程度密切相關。對香港600名中學生對社會交往事件歸因和解釋的總體趨勢也進行了初步分析，並和大陸第二次調查的部分資料進行了比較。
第六號 - 京港中學生對壓力之應對方式與其自身及父母因素的關係
摘要
本研究以京港兩地的中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為研究物件，通過對1000多名中學生及其家長的調查，得到了一系列有意義的結果：首先，從思維方式上來看，北京的中學生和香港的中學生存在顯著的差異，北京的學生比香港的學生更能夠用聯繫的眼光看問題，並且具有較高的自我一致性。其次，在應對方式上，北京和香港的中學生也不同：在遇到應激事件時，香港中學生更多地使用個人反思與他人溝通的方式來進行處理，而北京中學生則更多地使用改變行為的方式來處理。同時也存在性別差異：女生比男生更傾向于使用他人溝通與自我封閉的方式來應對壓力事件。第三，在家長應對方式上，北京地區的家長比香港的家長更願意接受挑戰，而不是發洩情緒，京港兩地的家長在孩子面對挫折的時候都採用鼓勵的方式，但不同性別的家長與子女之間在鼓勵上存在交互作用：當女兒面對挫折時父親鼓勵較多；而當兒子面對挫折時母親鼓勵較多。最後，家長的思維方式和應對方式對孩子的應對方式也有影響：家長的思維方式和子女的思維方式有著密切的關係，家長看問題越全面，孩子採用消極應對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小；孩子與家長的思維差異越大，孩子越可能採用消極的應對方式。家長應對挫折的方式也影響子女的應對方式：家長發洩情緒傾向越高，其子女的暴力宣洩就越高。這些研究結果對我們理解當代青少年如何應對環境變化，以及家長如何影響孩子的行為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本研究以京港兩地的中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為研究物件，通過對1000多名中學生及其家長的調查，得到了一系列有意義的結果：首先，從思維方式上來看，北京的中學生和香港的中學生存在顯著的差異，北京的學生比香港的學生更能夠用聯繫的眼光看問題，並且具有較高的自我一致性。其次，在應對方式上，北京和香港的中學生也不同：在遇到應激事件時，香港中學生更多地使用個人反思與他人溝通的方式來進行處理，而北京中學生則更多地使用改變行為的方式來處理。同時也存在性別差異：女生比男生更傾向于使用他人溝通與自我封閉的方式來應對壓力事件。第三，在家長應對方式上，北京地區的家長比香港的家長更願意接受挑戰，而不是發洩情緒，京港兩地的家長在孩子面對挫折的時候都採用鼓勵的方式，但不同性別的家長與子女之間在鼓勵上存在交互作用：當女兒面對挫折時父親鼓勵較多；而當兒子面對挫折時母親鼓勵較多。最後，家長的思維方式和應對方式對孩子的應對方式也有影響：家長的思維方式和子女的思維方式有著密切的關係，家長看問題越全面，孩子採用消極應對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小；孩子與家長的思維差異越大，孩子越可能採用消極的應對方式。家長應對挫折的方式也影響子女的應對方式：家長發洩情緒傾向越高，其子女的暴力宣洩就越高。這些研究結果對我們理解當代青少年如何應對環境變化，以及家長如何影響孩子的行為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